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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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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

洪子诚(澎湃新闻蒋立冬绘)

洪子诚,1939年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留校任教,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治中国当代文学史、中国新诗史。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当代文学的概念》《中国当代新诗史》(合著)《1956:百花时代》《材料与注释》等。

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洪子诚的新著《读作品记》。

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

《读作品记》

大体上,我们称1949年(或1942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文学为“当代文学”。不过八十年代以前的当代文学,虽然在直观的时间上距离我们很近,但从观念上、阅读感受上说,似乎是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距离我们更近。您觉得是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离我们近呢?

洪子诚:你说的远近,不是时间或空间上的“物理距离”,而是阅读上的心理距离。犹如顾城诗里说的,“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因为是心理距离,不同的人感受会很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对于当前读者的阅读选择和感受的取向,如果要有更令人信服的判断,需要做一些基本的调查、统计。不过,比起1949年到八十年代之前的当代文学,说大多数文学读者更亲近“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我想还是能够成立的。文学的历史不是进化的发展史。我在《读作品记》这本书里,提到苏联作家爱伦堡1956年写的《司汤达的教训》。爱伦堡说,当我们谈到《红与黑》的时候,“要比谈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还说,“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还能够使共青团员们深深感动,那么,今天没有极端保皇分子的密谋不轨,没有耶稣会神学校,没有驿车,于连·索黑尔的内心感受在1957年的人们看来仍然很好理解……”在爱伦堡看来,十九世纪的司汤达要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许多苏联作家距离那时的人们更近。

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

六十年代的爱伦堡

五十至七十年代的许多“当代”作品,目前更多是在文学研究者的范围内谈论,也就是说,主要有研究上的意义,比较多地作为政治、社会状况的研究材料。这里的原因很复杂,拣主要的方面说,我想就是在探索现实遭到重重阻碍,在艺术上制定某种必须遵循的公式,以及将丰富的现实抽象为若干教条的创作环境下,不可能产生很多的有长久生命力的作品。

现代文学、五十到七十年代文学、新时期文学:这之间的“断裂”是您反复论述的主题。但也有时间感不分裂的创作,如汪曾祺。汪曾祺四十年代的小说(《复仇》)、六十年代的小说(《羊舍一夕》)和八十年代的小说(《受戒》《大淖记事》)在阅读感受上似乎没太大区别。很多人强调写作受时代影响,而您在八十年代曾研究过许多“跨时代”作家,汪曾祺是否体现了文学个人性的一面?

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纪中国文学的事实。但是,不应该简单地把断裂、转折理解为一刀两断,截然对立;它的性质应该主要被理解为结构、关系的重构。在这个新旧的“断裂”关系上,金克木先生说得很好:“日日新”的宣告之外,也要见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虽说“无新事”,可是“旧招牌下又出新货,老王麻子剪刀用的是不锈钢”。八十年代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是全新的东西。盛行一时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其实仍延续着当代文学的那种革命激情,不过它接续的是“十七年”中受到排斥,被看作异端的那种批判性传统。因此,五六十年代因为“暴露黑暗面”受到批判的作家,在“新时期”就带着荆棘桂冠、英雄般地“复出”,从“弃民”的位置转而成为文学的主力。

至于说到汪曾祺,无疑他是当代最杰出作家之一;去掉“之一”大概也无不可。有很多的“跨时代”作家,后期却很少在创作上达到他那样的成就,丁玲、艾青都是这样。五十年代新起的作家,如王蒙、张贤亮他们,也比不上。这个问题,如果要评职称可以写很长、讲得很复杂的论文。按照套路简单说,那就是素养、艺术才能、语言能力有高低,还可以加上在纷繁喧嚣的潮流中,是否能努力保持独立的品格。说是“个人性”也不错。汪曾祺的启示是,写作自然要关注、介入“时代”,但是也要和“时代”保持距离,包括语言的距离,不管是什么样的“时代”。

洪子诚:“转折”“断裂”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事实

汪曾祺

记得1988年黄子平写过《汪曾祺的意义》的文章,很到位地指出他小说的艺术特色,也从文学史的角度讲述了他对现代文学中“现代抒情小说”的衔接和发展。我读汪曾祺,感动的地方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对并不显赫的读书人和下层的平民百姓的理解和温情。他在地方民俗风情的背景上,细微且绝不勉强地发掘他们的人性,以及乐观的生活信心。另一个就是他对语言的敏感。他的语言风格:朴素,节制,但有丰富内涵和弹性。既有古典成分,也吸收了民间的和口语的因素。这和他在当代从事过与民间文学、戏曲相关的工作有关。六十年代初我在北大教写作课,教学小组的指导教师是现代汉语和古文字学家朱德熙,他和汪曾祺是西南联大同学。我们教学的范文选过汪曾祺的《羊舍一夕》,朱先生也在示范课上分析过这个短篇,推崇的就是它的语言(他也同时推崇赵树理)。像我这样一辈子操弄文字为生的人,常常苦恼于自己的语言乏味、媚俗,但又没有办法改变;无法拥有并有效吸取更多的资源,也经常抵御不住发出酸腐气味的政治、商业广告,以及网络与江湖骗子流行语的侵袭、劫持……我觉得艾兹拉·庞德说得很对,文化的健康来自语言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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